1930年，杨开慧被敌人杀害的时候，还留有一口气，如果能够得到及时救治，她本可以活下来，但她最终还是因为一个农民，断送了性命。
1974年7月，湖南醴陵县的一声枪响，为一个沉寂了44年的秘密画上了血腥的句号。
被处决的老人名叫姚楚忠，他的伏法，让一段被尘埃掩埋的残酷真相终于重见天日。
人们这才恍然惊觉，教科书上那位从容就义的烈士杨开慧，在1930年深秋的长沙识字岭，曾经历过怎样惨烈而漫长的最后时刻。
时间倒流至1930年。
湖南“清乡”司令何键为抓捕毛主席之妻，悬赏一千大洋。
10月24日，恰是毛岸英8岁生日。
密探余连珊扮作卖陶罐的小贩，在板仓一带逡巡多日，终于等到了杨开慧回家探母的时机。
他带着60多名清乡队员一拥而上，将29岁的杨开慧、8岁的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一同抓获。
塞进一辆运货的“鸡公车”，吱呀作响地押往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。
狱中环境污秽不堪，男女混押，拥挤潮湿。
但据当时《晚晚报》记者描述，身穿浅蓝竹布衫的杨开慧“态度镇定，殊为罕见”。
她并非没有生路，她的父亲是北大名教授杨昌济，七舅闻讯立即奔走。
章士钊、蔡元培等名流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施压，要求缓刑。
连后来叛变的党内要人任卓宣也向何键献策：杀一个杨开慧，不如逼她公开“悔过”更具政治价值。
于是，一条看似“体面”的出路摆在面前。
只需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，即可重获自由。
一边是回到三个年幼孩子身边的生，一边是冰冷的死。
审讯者反复诱劝，杨开慧的回答始终斩钉截铁：“死不足惜，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。”
这短短数字，凝结了她自1921年成为早期女党员以来的全部信仰。
她曾是穿梭于长沙街巷传递情报的地下交通员，那份在油纸伞下藏匿文件的警觉，早已融入骨血。让她背弃这一切，绝无可能。
1930年11月14日，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刑场，寒风萧瑟。
刽子手帅保云奉命行刑，对准杨开慧的后背连开两枪。
枪响人倒，行刑队便以为任务完成，撤回营房午饭。
戏剧性的一幕在饭桌上演。
有卫兵慌慌张张跑来报告：“上午打的那个女人没死，还在动！”
监斩官晏国务闻讯大惊，唯恐事态有变，无法向上交代，随即指派士兵姚楚忠前往刑场“补枪”。
当姚楚忠赶到时，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。
身中两枪的杨开慧并未即刻死去，剧烈的痛苦让她在昏迷与清醒的边缘挣扎。
求生的本能与极度的痛楚，使得她的双手十指深深地抠进冰冷的泥土，指甲翻裂，塞满血泥，身下竟被抠出两个浅坑。
她的嘴里也咬满了杂草和沙土。
面对此情此景，姚楚忠面无表情，举起步枪，对准奄奄一息的杨开慧，扣下了致命的扳机。
这一枪，彻底终结了所有痛苦与可能。
姚楚忠随后将这个秘密埋藏心底，如常人般生活。
直到44年后的1970年，在岳阳华容的建新农场改造期间，或许因岁月消磨了意志，或许因内心煎熬无法再负，他终于坦白了自己当年的行径。
1974年，经审判，姚楚忠被依法处决。
一段被隐瞒了近半个世纪的残酷细节，终于公之于众。
杨开慧牺牲时，毛主席正于江西指挥反“围剿”作战。
他稍晚才得知噩耗，悲痛中寄去30块银元用于安葬，信中痛惋“开慧之死，百身莫赎”。
1957年，他在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中写下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。
友人章士钊曾问“骄杨”作何解，伟人答，“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，焉得不骄？
这个“骄”字，是丈夫对妻子的无尽怀念，更是革命者对战友的最高礼赞。
更动人的篇章在1982年悄然续写。
工人们在修缮长沙县开慧镇板仓的杨开慧故居时，于卧室墙缝中发现了一叠用蜡纸严密包裹的手稿。
这些文字在黑暗中隐匿了52年，纸张脆弱，墨迹却依然清晰。
那是杨开慧在1927年至1929年间写下的日记、书信和诗稿，满纸是一位妻子、一位母亲最深沉炽热又无法投递的思念。
在给堂弟杨开明的“托孤信”中，她冷静写道：“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……说到死，本来我并不惧怕。”
但笔锋一转，尽是柔情与牵挂：“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，我有点可怜他们……我决定把他们——小孩们——托付你们。”
在独自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的夜晚，她牵挂丈夫的脚疾是否痊愈，寒衣是否备足，心中郁郁，不知何日重逢。
这些文字呈现了一个无比立体的杨开慧，她是“骄杨”，坚定如山，可为之放弃生命。
她也是“开慧”，柔情似水，对爱人儿女牵肠挂肚。
她的伟大，正在于这二者不可分割的统一。
她的这份清晰与决绝，历史记住了，不仅是她的死，更是她如此丰满、炽热地活过，并亲手选择了成为永恒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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